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形。“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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