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高干子弟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参谋职能，在首长无法作出正确决策时，不能适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也缺乏这种相应的激励机制。于是最终导致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的惨重伤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建立起职能完备的、科学高效的参谋部指挥体制，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致少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相反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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