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为刘公能看到佛教有阴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韩昌黎[注：指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见识，又高出一筹。”
李曜恰好自此处经过，闻听此说，颇觉有理，便又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将“战火”从韩愈、柳宗元烧到了刘禹锡、李翱等人。
后世对韩柳与佛教的关系，也曾有学者作出一些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同时联系李翱的《复性书》来分析韩柳李三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对于从韩柳为基点，有限延伸其同时代的其他大家，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毕竟“真理越辩越明”这个说法，也算是李曜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指导思想。
现在的长安，文人雅士们早已被他一手导演的“说韩柳”绑上了战车，但凡是读过书的人，三句不谈韩柳，那是万万丢不起这个人的。李曜对目前这个状态颇为满意。
其实韩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说在伯仲之间。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柳宗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阐扬《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恰恰符合了贵族集团调整三教关系、突出儒家正宗地位的文化战略需要，虽一开始时不为人所理解，但不又就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譬如历史上宋代的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评价之高，使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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