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李习之的自负语，其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想来崔相公便要以此为佐证了？”
李曜忽然意识到，裴枢这话绝对是在给崔远挖坑。他记得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湛渊静语》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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