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升土流”，“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可见就在太宗规定了商贾所授的官职不得超过的等级，商贾也可获得十分高贵的官品，打破了“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的局面。封建法令总是根据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来加以制定，因此，一般的法律形式经常和特诏相矛盾。如高宗时，大商彭志筠献绢布二万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武周时，酷吏候恩止，原是醴泉卖饼食的商贩，也官至五品，岭南投机商陈怀卿“仕至于梧州刺史”，均成为握有朝廷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显要官吏。这类现象，实质上是和唐最高统治者贯彻执行打击豪门士族和提拔寒门庶族的方针有关。
自中宗时起，以雄厚财力为后盾，富商豪贾挤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商贾入仕的禁令已渐渐消失，肃、代宗时更是商贾贱类，数月之间，上可以达到卿监，下也可以做到州县。不难看出，商贾势力已渗透到国家政治机构的各个部门，使唐朝廷的官员组织成分大有改变。商贾中也有不少以科举为目标，勤奋学习的人，以其优厚的经济条件，通过科举参与政权。如酤酒经商的陈会郎，元和初年考上了进士。
再次，由于得到宦官、藩镇首领的支持，商贾仕进的门路更为宽广。穆宗长庆二年，朝廷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地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禁令，允许神策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如德宗时，太尉李晨权势显赫，曾保举不少京师大商子弟任“膏腴之地重如职”。更近一点，僖宗时，如今的义武节度使王外存，亦出于商贩之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因为黄巢入长安，使得他家蒙受巨大损失而“首倡勤王之师”，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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