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一个字，都会引发他们洋洋洒洒的政教王道之弘论。讲《诗》者谨守家法、师法，不能有丝毫逾越。接受者也只能敬仰膜拜这神坛上的经典，只能在传统的理解方式下去体味一些被后人强加给古人的诗歌内涵。所以到了明朝，还有《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在絮絮念叨那《关雎》里的“后妃贤达”，完全没有意识到杜丽娘读“关关雎鸠”，读出的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开遍”。
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开始颠覆汉儒对《诗经》制定下的种种规则与理解。《世说新语》记载一则故事，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喝酒，一次喝酒之后在家中裸裎，有人见此大吃一惊，讥笑于他。而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以屋子为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放达若此，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诗经》所设定的标尺，在某些魏晋士人那里都被泡在酒里，喝下肚去，变成亵物了。《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侯湛曾补写《诗经》，束皙也曾补《诗经》之阙诗，在汉儒那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经学化的读《诗》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至少不再如汉朝时独统天下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诗经》，认为：“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便是看到了《诗经》的“藻辞”和“谲喻”两方面。已经将《诗经》的文学本质放在了一重要位置，经学意味已经淡化了。在此情境下，对《诗经》“意”的解读开始回归。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人们与《诗经》的距离被拉近到对面，如促膝而谈，声情宛然。东晋王裒因父母双亡，每读《诗经·蓼莪》“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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