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高昌、龟兹等靠进贡骗赏赐二杆子之流——这个概念理解起来倒不是很复杂，朝廷的各位大佬并没有仔细去琢磨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随便找个传教士一问，这个国家居然是“带甲百万，屡败蒙古”，而且隐约还是葛尔丹的后台老板，那就足够说明一切，而大凡政治家在战争时期都比较实际，虽然大家平日里把诗书什么挂在嘴上，但内心里却都非常清楚，这些什么礼仪纲常都是虚的，真正算数的还是铁骑大炮，谈起判来第一条就是大伙先把队伍亮一亮，队伍比大汉多的那就得“怀柔”、就得“招抚”；队伍比大汉少的那就少废话了，直接开过去“教化蛮夷”，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普天之下”，什么叫做“率土之滨”。
所以这次带队使者的人选颇为令人头痛，出使象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当然不能草率从事，根据林风的意思，这个的目的地是是莫斯科，而且是直接和对方的皇帝说话，那这个官品等级自然就不能太低，但也不能太高——太低了的话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法作主，而太高了的话似乎也不太合适，显得有些“卑躬屈膝”，折了大汉的脸面。
经过一番争执，最后林风拍了板，这个使者的等级在四品和三品之间，说大不算大，说小不算小，能够拿一些主意，但也不算很高级的官员，这个指示精神泄漏出去之后在北京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吏部尚书徐学乾、礼部尚书李绂都显得有些难过，因为就当时而言，从东亚地区长途跋涉万里迢迢奔赴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就几乎可以算作生离死别，可谓“东出山海无故人”了，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不久的铸钱和钱庄风波，而这桩事件中许多大臣都不是很给汉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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