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上了，我相信没人敢这么胆大妄为，私下饶了这两个重刑犯。
于是我对杨洪军说，既然如此，那你更应该好好利用你当下还保住的职位，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不管是哪个律师，都要想办法做工作。律师替犯人辩护固然无可厚非，但起码的良知应当具备吧，若然连这个都没有，当初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拿到资格的？
杨洪军苦笑着说：“你说到关键之处了，这个律师，还真是没多少良知，就是个拿钱办事，唯利是图的家伙。”我一愣，没说话。杨洪军接着说：“姓杜的提到的这个律师，早些年我们曾经有过几次交道，当时我也是办案民警，他是替罪犯辩护的人，不过当初我遇到的案子恶性程度可没有这些案子这么高，大多是一些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以及那些吸毒藏毒，黑社会团伙等，虽然也危险，但比起这次咱们经手的莲花堂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而那个律师，说来奇怪，专替重刑犯辩护，他的法学常识非常渊博，主攻方向也是刑罚，犯人大多数在想到请律师之前，其实很多情况都交代得差不多了，因为这些犯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法律常识，要不然怎么会犯罪，犯罪还被抓到呢？但只要这个律师一介入，我们就真别想问出个什么了。”
杨洪军接着说：“在第二次审讯之前，这两个罪犯就会按照法律规定，跟指定聘请的律师见面面谈，他会教这俩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哪些地方要含糊点，哪些地方要直接翻供。而且听那姓杜的意思，他们极有可能会以自己精神有问题为由，一方面拖延时间寻找或者制造有力证据，一方面以精神问题为托辞，免去这个范围内，两人的罪行。”
第34节(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