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等些微小事给临毕业的学生大肆处分，但操行分数、毕业分配可能统统被影响——但，这又算得了什么？
迎接我的是气急败坏的导师，“这几天你去了哪里？”
我打算以沉默对待接踵而来的苛责。
“保研的表格搁在我这里都快发了霉，你父母家的电话也被打爆——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你大小姐失踪了。”导师用得都是激烈夸张的词语。
“保研？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不能置信。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但好成这样，确实令人感到疑虑。
同宿舍的女生觉得我定是动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腕，对我有意地疏远与排挤，对外又编造出诸多难听的谣言。
我沉默惯了，觉得不欠她们任何解释，于是关系更加僵持。
大学文凭只能确认学历，不能保障人品，而毕业的痛苦那样巨大，排山倒海地压下来：回乡、无业、考研失败、劳燕分飞、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女孩子本就脆弱善妒，这样一来，桩桩件件都推我作罪魁祸首——她们之前从未这样尽释前嫌地同仇敌忾。
原来我也为促进她们的团结做了贡献，我冷笑着。
至此，我开始了解幼年时的翩翩所遭受的种种排挤，并佩服她小小心性中执着与勇敢的一面——即使是为了逃避琐碎又可恶的现实，即使她其实没有我想像中洒脱释然。
我提早离开了学生宿舍，在外面租赁房屋——这在当时的校园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但正值人人自危之际，且我已有太糟的名声太多的绯闻，大家反而不以为意。
“你这样是否在邀约我同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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