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让我整个高中都觉得同龄男生大部分都幼稚无比、天真可笑。
当然也有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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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摘抄本发下来后，陈老师都会让前后左右的同学交换。
我连续抄了一段时间的“女权”文字之后，杨森跟我提意见：“你怎么老是抄这样的文字？能不能换一些？”
我奇怪：“换什么？陈老师说我抄得很好啊。”又拿过他的本子翻看，上周是《巴黎圣母院》一段关于卡西莫多撞钟的描写，上上周是关于卡西莫多容貌的描写，上上周是卡西莫多被审判时候的描写。
我笑起来：“你还说我，你是打算把《巴黎圣母院》抄一遍吗？”
“你别看都是同一本书，我这摘抄都是经过筛选的，”杨森煞有介事地给我介绍，“先看这段撞钟的描写，从整体到细节、从现实到想象，写得多么饱满；再看这段关于卡西莫多的描写，白天和黑夜的对比，雨果用了夸张的手法，突出了他样貌丑，但是也反衬出他的内心纯洁和其他人的道貌岸然；还有这段他被审判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都快看哭了。真的。”
我静静地听他说他抄写这些段落时候的用意，忽然注意到夕阳在他英气的浓眉尖上残留了一缕光。
“王悠，”杨森叫我，“你在看什么？”他摸了摸自己的眉毛，“有东西？”
“没有，”我收回目光，对上他的眼睛，又低下头看着本子，“你说得很好。就是有点像在做理解。”
“哈哈，”他笑起来，“我也觉得我的摘抄都很好。你看我还摘抄过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春秋》，但是陈老师最高也只给过我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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