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晴好的那天。
幸得有家人陪伴，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九三七年，我已是人到中年。奶奶已于去年年底去世，走得很安详；饶婉摸着眼泪送了老太太最后一程，天儿和妹妹娣儿哭得我都不忍心看，我娘也消瘦了不少，整日长吁短叹。我则忙前忙后，生怕他们悲伤过度，伤了身子。
渐渐地天气热了起来，本来那年四月我就收到了扬州来的信儿，信上说我的那个没见过面的奶奶竟然跟着一个贵州的商人嫁去了贵阳，于是，我等饶婉六月中旬没了课要放暑假了，才只身启程，一路沿着长江而上，在武汉停顿了一宿，次日接着逆行而上，穿过巫山云雨，听着江岸猿啼和纤夫的号子声，几日后我终于到达了重庆，却也并未坐下来好好看看，就南下经过桐梓、遵义下到贵阳。
一路上，舟车劳顿不说，还换了几次钱币，特别是到了西南方向，这里的人使用的钱币和上海不同，加上很多人根本不会算数，所以必须得换成这些地方本地的钱币，并且一块就是一块，一元就是一元的交易才行，不存在什么多退少补，因为没法计算怕被我这种穿着、口音和他们大不相同的外地人坑了。
我好不容易在贵阳找了间靠着当地电报局的客栈安顿下来，还没好好睡个囫囵觉，就收到饶婉的回电。
——启程贵阳，勿念。
我都不知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因为就在去收回电的几分钟前，我刚从客栈客人那得知，北平居然沦陷了。
我看着那几个字，头都要炸掉了。因为听说很多船运都停了，路也封了，头上还得防着随时可能落下的炸。弹。
他们要怎么来贵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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