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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逢吉欲言又止，沉思了半晌，“我明白了，陛下此番召见你来，就是为了重新解释‘士不因言获罪’的定义，并且将其写进律法之中。”
“不止于此。”苏禹珪道。
“还有甚么？”苏逢吉问。
“苏兄当知，律法治罪不诛心，‘士不因言获罪’，为何？就因为言论只是言论，士子官员负责进言，但其言是否施行，却不在进言者。”苏禹珪道。
“所以陛下要重新定义‘士不因言获罪’。”
“不，陛下要重新定义的，是律法！”
“甚么？”
“千年以来，朝廷以外儒内法之术治国，用法，却百般遮掩，不肯说法，朝野议论的，也只能是儒家之道，故此，自打商君立法，律法虽经千年，本身实无本质蜕变。”
“那又如何？”
“何谓外儒内法？无非八个字：律法治罪，儒学治心。”
“然也。”
“事实却是，儒学并不能治心。”
“儒学到了今日，的确有许多弊端。”
“非止如此。”
“还有甚么？”
“儒学，乃虚伪之学也，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是非不明，道义不分，用之治国，误国误民！”
“苏兄此言，太过偏狭。”
“何谈偏狭，本就如是！治国之道，其威，当重于君王之言，说一不二，其利，当甚于头顶长剑，不合即落。儒学之本，在于仁义道德，以之治国，则不孝之人，便该下狱，不义之人，便该治罪，不仁之辈，便该宣刑！何以儿不侍奉双亲，却只被斥责唾骂？人出卖亲友，还能逍遥度日？东家盘剥伙计，却无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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