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并非鲁莽之举，根由就在这里。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其在大唐的势力，被军情处全面打击，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的青衣衙门，纵然还有些残余，也只能蛰伏隐藏，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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