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学院招收的学生也必须是士子中的精英之辈，如何让这些士子放下研读多年的典籍，放弃贡举出仕的所谓正途，投身到学院中来学习他们眼中的‘杂学’，不是一件简单事。”
“再次，有了先生与学生，这课业得如何教授，也是大问题，典籍书册从何而来？学业规模、深度如何安排？而且既然是务实之辈，必然不能死读书，还得有机会供其不时历练，这又如何布置？第四，学院兴建之后，必会对太学以及贡举士子、贡举制度产生冲击，二者关系如何协调，二者界限如何划分？若是处理不好，不是我危言耸听，士子乱则天下乱，这可不是小事。第五……”
李嗣源一连叙说了许多关键问题，都是与兴建学院“配套”的事务，对方论述之详尽、深入，让李从璟听了不禁汗颜。
李从璟兴建学院之心由来已久，这才能有诸番谋划，李嗣源不过刚刚听得这个消息，略一考量就能将问题想得这样全面，不是容易的事。
不过李从璟准备颇为充分，他道：“朝中官员，倒也有不少名儒，例如李公、冯公，还有一些可能先前声名不显，也得挖掘出来，如今正是帝国中兴之际，少不得要他们多出些力。再者，教书育人这等事，儒士多半乐意为之。”
“除却在朝中为官的，还有一些致仕官员，也都可以请来，他们本就在朝为过官，对六部之事都会有些底子，朝廷是这样，州县也是这样。另外，但凡大争之世，必有不少大才脱离纷争，隐于山林。让他们投身大争洪流，或许不愿，但让他们来治学，大抵不会太拒绝。如此，朝廷、州县，多方举荐、探访，甚至三顾茅庐也无不可，假以时日，先生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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