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困境，是因朝廷奸佞遍地。第二问，借用段凝的例子，问奸臣从何而来，得出奸臣是主上纵容的结论。第三问，则是用百姓生活依旧困苦，来显示奸臣遍地的危害。第四问最为关键，既然百姓民不聊生，朝廷失了民心，天下如何能不乱，江山社稷如何能够稳固？
此四问层层递进，说明一个关键问题：君上昏庸，小人把持权柄，致使朝堂糜烂，而今天下已乱，急需有人整肃朝纲，否则大唐将亡。
想透其中关键，安重诲不禁纳闷起来。因为照李从璟这四问的势头，他还有最后一问未说出来。
当下众人商讨的问题，是李嗣源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那李从璟还未说出口第五问。
第五问其实已经呼之欲出。既然大唐将亡，亟待有人挽救社稷危亡，挽狂澜于既倒，那么何人来扮演这个角色？
自然是李嗣源。
这不仅回答了李嗣源该何去何从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过李从璟这番话，为李嗣源接下来的选择，赋予了大义和使命感。
同时，这番话，也为李嗣源日后掌权之后如何整肃超纲、如何执政，确定了基本格调。
试想，既然眼下大唐社稷蒙尘，包括李嗣源陷入危境，是因为朝中遍布小人、奸佞，是因为失了民心，是因为天下人心丧乱，那么日后李嗣源掌权，为免重蹈覆辙，是否需要亲贤远佞？是否需要整顿吏治？是否需要重塑人心？是否需要为民谋福？
答案显而易见。
念及于此，安重诲震惊不已，他再看向李从璟的眼色就变了。
在未举事时，便给举事赋予大义，更为日后执政确立格调和使命感，思维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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