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过去的几周里——有些事情我不想谈。”德拉科犹豫地说。他松开她的肩膀，手放在了膝盖上。“我的家庭——父母——小学——几乎所有发生在八年前的事情。”
来了。她终于要知道德拉科的秘密了。
“八年前，”沃尔科特先生轻声说，“我是伦敦一家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治疗另一个病人，这时，广播系统紧急地呼叫我。楼下发生了骚乱，一个小男孩尖叫着，在护工手中挣扎。他们希望我能让他平静下来，以便他得到治疗：他严重脱水，营养不良，身上有几处化脓的伤口，需要在感染之前立即处理。”
金妮深吸了一口气。她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很自然地去帮忙，但是我问男孩的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能帮忙。”沃尔科特医生继续说道，声音有些哽咽。“他们告诉我，一个急救室的护士发现他一个人在大楼外面晃荡，光着脚，只穿着衬衫和裤子，虽然那时已经快到十二月了。”在她旁边，德拉科打了个哆嗦，金妮握住了他的手。“我们稳定了男孩的情绪，治疗了他比较严重的伤口，让他吃饱喝足，我之后进去了解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我刚开口，他就哭了起来，因为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不是他在哪里，不知道年份、日期、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地址——他没有任何叙述性或自传性记忆。他的病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逆行性失忆症。
“这至少是我最初的诊断。”沃尔科特医生说，将一条腿搭在了膝盖上。“考虑到他看上去像是流浪过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想当然的假设。但我们测试了他之前的头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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