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
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