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方面后来计入战史的伤亡数字是3550人，也是精确到一位数。交战双方的统计数字竟然如此悬殊，水分当然都有，不过中国方面的数字好像更夸张一些。
对此，蔡继刚只有苦笑。身为职业军人，他当然不反对宣传部门为提高士气进行某种程度的夸张，民众需要胜利的消息，中国人民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适当地制造一些神话，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的职业军人如果也相信了这种神话，那可就危险了。
蔡继刚认为，这三次长沙会战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战争步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本营因兵力不足而调整了侵华战略所致。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与此同时，其军事战略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军事上“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不再以攻城略地和抢夺物资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战役进攻配合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因此，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每次制订的作战目的都是以歼灭或击溃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迫使国民**妥协投降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区或掠夺财物为主；其每次制订的作战时间都在两周左右，日军在作战中所携带的粮弹也以此时间为参照，一旦达成战役目的，日军都会主动撤退。
蔡继刚也承认，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战果，薛岳的“天炉战法”当然是功不可没，但使用这种战法的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反复使用。所谓“天炉战法”，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
第十八章(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