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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