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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